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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学术自信——响应《管理世界》3.25倡议(五)
来源:中国焦点资讯   更新时间:2020/3/31 17:18:44

  

  在《管理世界》3.25倡议中,李志军、尚增健特别呼吁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面向未来,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反对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坚定学术自信,反对崇洋媚外。”作为回应,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如何坚定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学术自信。或者说,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这种学术自信?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学术自信主要源于以下五个方面:

 

  体察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和领先性

  直面本土管理现象

  如果不深刻认识到中国企业实践的独特性和领先性,“立足中国实践”的研究将无从谈起。我们认为,这些独特性和领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当今互联共享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了巨大改变,也因此对传统的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企业在融入和塑造当今互联共享的商业环境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占据了管理实践的领先性,而不再是跟随西方的实践模式。

  这其中涌现了一大批独具特色的新兴企业,如小米、腾讯、阿里巴巴、美团等等。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和互联网用户为这些新兴商业实践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些商业实践也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亟需理解本土的这些领先的管理实践,探索传统企业如何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转型和变革。

  其次,中国企业实践的产生和发展面临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化环境。这包括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市场环境、社会整体转型、文化传统和哲学等等。这些本土化环境可能是西方企业未曾经历过的,因而可能催生全新的管理实践。

  例如,不同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政府机构在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Keister & Zhang, 2009),包括协助其辖区的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甚至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但由于目前的战略管理理论主要源自于西方国家,这些理论主要从企业的视角出发,集中于分析市场和技术环境对战略的影响,而很少关注政府在企业战略中的参与(Pearce et al., 2009)。

  本土文化环境是中国管理实践产生和发展中的另一个独特影响因素。作为本土管理实践的践行者和创造者,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深受本土文化和思维观念的影响(席酉民、韩巍,2010),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管理者所面临的挑战,了解他们的管理哲学和认知结构,以及这些如何影响他们的管理行为。例如,许多中国管理者深受儒家、道家、法家等传统治道的影响,但学界对这些传统如何具体化在他们的管理实践当中仍然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这些实践的有效性和可复制性(Ma & Tsui,2015)。

  最后,在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下,中国企业不断与国内外环境互动,并进行着管理实践的创新,成就了许多优秀的本土企业。有些企业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行业先锋,能够领先所在的行业持续稳定地增长。这些企业的成功不再仅仅是依赖对市场、营销、技术、质量或成本等单一要素的把握,而是形成了自己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陈春花,2010)。

  特别是,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背景下,一些领先企业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结构和战略进行持续增长,例如美的、华为、联想、海尔等等。虽然我们对于这类企业有大量的讨论,但大多是在媒体或者报刊杂志上,而对它们独特的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仍然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分析这些领先企业用于构建竞争优势、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管理实践。

  直面中国现象,基于本土实践的研究能够对中国企业中所存在的、尤其是那些不同于西方的实践提供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呈现本土实践和盛行的西方管理实践之间的差异。

 

  回归管理的元问题

  重新检视西方理论的基本假设

  中国企业实践的独特性和领先性,为回归管理的元问题并构建新理论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完善、延伸和拓展引进的西方理论。而要建立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自信,则需要对已有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检视,探讨其用于解释本土实践的合理性。这要求在研究中,我们要敢于回归管理的元问题,追问其答案究竟是什么?西方已有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所依赖的假设和前提,是否还有效?这样的研究导向将有助于构建新的理论,而不是单纯对已有理论进行验证和完善(Alvesson & Sandberg, 2011)。

  在这方面,陈明哲教授创建动态竞争理论的过程极具借鉴意义(陈明哲,2016)。在上世纪90年代,陈明哲意识到当时的战略理论对竞争的描述(包括对产业结构和资源能力的理解)都极为静态,与现实中观察到的动态而复杂的竞争行为极为不符。这促使他不断追问“竞争是什么”这一元问题,并提出了更符合现实观察的洞见,将竞争描述为企业间不断的“行动-响应”。正是基于对竞争本质的追问,促使陈明哲能够颠覆已有竞争理论的基本假设,通过一系列研究构建了动态竞争理论,使之成为当今战略管理领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前面我们探讨了中国企业实践的独特性和领先性,这意味着中国学者面临着大量新兴的管理现象,为回归管理的元问题、检视已有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良好机会。例如,在高度共享的经济环境中,甚至在当前疫情下出现共享员工的情况,“组织”到底应该如何定义?组织的边界如何界定?组织与环境究竟是什么关系?随着大量基于互联共享技术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商业模式?当基于网络技术和数据运算的平台性、开放性和协同性逐渐成为组织的新特征,传统意义上用于协调员工的“组织结构”到底应该如何定义,以及协调员工的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Davis, 2015b)?在个人价值崛起而组织忠诚度下降的情形下,个人与组织到底是什么关系?当企业呈现平台化、不断构建以其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企业间的竞争应该如何理解?

  在关注到中国一系列新兴的企业实践时,学者们有必要回归组织和管理理论的一系列元问题,重新审视已有理论的有效性和解释力,并以这些新兴实践为源泉,构建具有这一时代特点的管理新概念和新理论。

  发掘中国传统智慧

  为解释本土现象提供更精准的语汇和视角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深刻地嵌入在特定文化之中的,企业经营与管理更是如此。然而,随着西方理论的引进,西方文化的语汇、概念、思维方式开始占据学术的场域。在这样的学术场域中,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情感特质很难得到精准的描述,从而限制了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深刻地呈现和探讨。

  例如,Li和Liang(2015)的研究发现,因为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哲学的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更乐意在事业成功后寻求政治领域的职位和影响。然而,这一儒家传统很难用西方关于人生价值和职业发展的语汇去表达。因此,只有突破西方语境,直接运用中国特有的语汇和概念,才能准确地描述这些中国企业家追求政治影响力的动机和行为。

  因此,要建立中国实践研究的自信,需要学者们敢于突破西方语汇的局限,在研究中直接采用中国文化的语汇和概念,在传统智慧中寻求启发和灵感。可喜的是,一些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将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如:Xin & Pearce, 1996)、“关系哲学”(Chen & Miller, 2011)、“家长式领导”(樊景立、郑伯埙,2000)、“儒家伦理”(如:Li & Liang, 2015)等概念运用到对中国管理现象的探讨,使其理论构建极具创新性和解释力。而且,这些概念被介绍到国际学界,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重视和探讨。

  中国学者的自信正源于此,通过发掘中国文化和传统智慧,能够为解释本土现象提供更贴切的语汇和视角。同时,这些东方语汇和视角,也将丰富全球学术场域的多样性,从而为新理论构建和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贴近本土实践

  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具价值的指导和建议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试图改变“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插不上嘴”的局面(郭重庆,2008: p. 320)。我们认为,立足中国实践的研究,能够改善这一局面,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具价值的指导和建议。

  必须明确的是,虽然基于中国实践的研究直面本土现象,其目的仍在于描述现实和理论构建,而不是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同时,研究者并不具备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场知识和相关技能。因此,和大多数研究一样,基于实践的管理研究很难为管理者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

  然而,对本土实践的深入研究,能够为管理者提供极具价值的概念性工具和理论框架,促使他们去反思自身的实践,以及去思考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处境。也就是说,基于实践的研究,通过提供对管理实践的逻辑及相关活动更好的理解,影响或指导管理者的实践活动(陈春花、马胜辉,2017)。

  具体来说,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的现实指导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呈现不同的管理实践在不同情境中的运用,对本土实践的深入研究可以让管理者对自身管理活动进行反思,并意识到新的或不同的管理实践的存在,从而开拓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管理者通常沉浸在管理活动当中,而很难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管理方式和活动进行真正的反思。通过对管理实践及其相关活动的描述和相关作用机制的解释,研究者可以为管理者呈现采取不同实践和不同行动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可能性存在的优势和局限。

  其次,基于中国实践的本土研究可以为管理者呈现他们在管理实践中可能忽视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和负向效应。对于个体在实践中所面临多种因素的整体性关注,使相关研究能够更全面地呈现特定实践的复杂性和多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如果意识到这些复杂性和作用机制,将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理解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和处境。

  再次,基于实践的本土研究能够为管理者提供新的语汇或概念,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相关的实践问题,从而采用新的方式去灵活运用这些管理实践,发挥其在现实中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是基于本土实践所构建出来的,这些新的语汇或概念更有可能为本土管理者所接受,从而使他们在实践中运用这些语汇或概念去思考、探讨和解决相关问题。

  能够提供对本土企业更具价值的指导和建议,不仅能扩大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更是学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正因为基于中国实践的研究能够在以上三方面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应该更坚定这一研究导向的学术自信。

 

  坚持中外学术对话

  以中国实践研究推动全球管理理论发展

  建立中国实践研究的学术自信离不开中外学术对话,并推动全球管理理论发展(贾良定等,2015)。否则,我们的研究将会变成自说自话,学术自信也会变成盲目自信。

  这种学术对话的基础,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研究具有贡献全球管理理论的巨大潜力。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不足不仅仅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独有现象,而是国际学界的普遍现象。在反思和展望中,回归管理现象和管理问题本身被认为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关键(Davis, 2015a)。在这种背景下,贴近中国本土的管理实践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本土管理现象的认知,更是带来了中国管理研究能够贡献全球管理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因为新理论通常源于对新的管理现象和管理实践进行解释,中国大量新兴的管理实践为本土研究回归元问题、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例如,基于对中国四个大型国企的案例研究,郭依迪等学者(Guo et al., 2017)探索了在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如何管理区域政治环境从而实现市场目标的。他们发现了中层管理者在这一过程中所采取的两类管理实践(即管理政治环境和管理经济环境)。这一研究有效地解释了中国中层管理者在管理政治环境中的实践和角色,弥补了以往研究只关注管理经济环境的不足,从而对关于中层管理者的理论做出了贡献。这样的理论构建,既能够有效地解释本土现象,又能够为全球管理理论提供新的见解和观点,并与之融为一体。

  在中国企业实践的研究中坚持与国际学者对话,不仅能够使本土研究为全球管理知识贡献新的理论和观点,还能够推动国际学者对中国现象的关注,将中国的管理问题国际化(黄光国等,2014)。基于巨大的市场和企业数量,中国实践因其现实影响力必然是国际学者关注的重点话题。而在研究中持续和现有理论结合和互动,有利于促使国际学者看到研究中国管理实践对于发展管理理论的价值。

  如上所述,因为新的实践常常催生新的理论,中国企业实践的独特性和领先性意味着可能有许多新的管理理论会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被发掘,正如科学管理从美国企业实践中被发掘,精益管理在日本的企业实践中被发掘一样。当国际管理学界看到对中国企业实践的研究能够呈现具有独特性的管理现象,看到本土研究对推动一般性理论发展以及构建新理论的契机,必然会参与到相关的研究当中,从而反哺对本土管理的研究(黄光国等,2014)。

  而因为对实践的深入研究要求研究者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些实践,从而获取最鲜活的数据和资料,中国本土学者在这些独有的管理实践的研究中将占据天然优势。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发掘新的理论,中国将有机会在全球管理研究中实现“弯道超车”(章凯等,2014)。

  归根结底,学术自信来源于学术研究能够真正提供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探讨,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明确立足中国企业实践的研究为何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从而坚定学者对坚持这一研究导向的信心。

  参考文献

  [1]Alvesson, M., & Sandberg, J. (2011). Generating research questions through problemat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2): 247-271.

  [2]Chen, M. J., & Miller, D. (2011). The relational perspective as a business mindset: Lessons from east and we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 25(3): 6-18.

  [3]Davis, G. F. (2015a). Celebrating organization theory: The after-par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2(2): 309-319.

  [4]Davis, G. F. (2015b). Editorial essay: What i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f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0(2): 179-188.

  [5]Guo, Y., et al. (2017). How middle managers manage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o achieve market goals: Insights from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3): 676-696.

  [6]Keister, L. A., & Zhang, Y. L. (2009).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3(1): 377-420.

  [7]Li, X. H., & Liang, X. Y. (2015). A Confucian social model of political appointments among Chinese private-firm entrepreneu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2): 592-617.

  [8]Ma, L., & Tsui, A. S. (2015).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es and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6(1): 13-24.

  [9]Pearce, J. L., et al. (2009).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s 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3(1): 503-541.

  [10]Xin, K. R., & Pearce, J. L. (1996).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6): 1641-1658.

  [11]陈春花. (2010). 当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 管理学报, 7(9): 1272-1276.

  [12]陈春花, 马胜辉. (2017).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探索——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 管理世界, (11): 158-169.

  [13]陈明哲. (2016). 学术创业: 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 管理学季刊, (3): 1-16.

  [14]樊景立, 郑伯埙. (2000). 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 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 本土心理学研究, (13): 126-180.

  [15]郭重庆. (2008). 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管理学报, 5(3): 320-322.

  [16]黄光国, 罗家德, 吕力. (2014).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对黄光国、罗家德的访谈. 管理学报, 11(10): 1436-1444.

  [17]贾良定, 尤树洋, 刘德鹏, 郑祎, 李珏兴. (2015). 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从个体、团队到学术社区的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 管理世界, (1): 99-117.

  [18]席酉民, 韩巍. (2010). 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 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0(2): 32-40.

  [19]章凯, 张庆红, 罗文豪. (2014). 选择中国管理研究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以组织行为学为例. 管理学报, 11(10): 1411-1419.

  作者简介

  陈春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王宽诚讲席教授;

  马胜辉,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

  来源:工商管理学者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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